北京時間3月6日，國際頂級期刊《自然》雜志刊發(fā)了題為《HIV-1remissionfollowingCCR5Δ32/Δ32haematopoieticstem-celltransplantation》的文章，一位同時罹患腫瘤和HIV的“倫敦病人”使用CCR5△32基因純合子突變的供體進行骨髓干細胞移植后，體內(nèi)持續(xù)18個月無HIV病毒，因此，文章刊發(fā)前便備受關注，被很多媒體譽為“全球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”。

那么，事實果真如此？相較于全球公認的首例被治愈的“柏林病人”，此次的“倫敦病人”又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？記者就此專訪了香港大學李嘉誠醫(yī)學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長陳志偉。

“持續(xù)緩解”而非“治愈”

“全球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，這個說法并不準確。”3月6日下午，剛剛讀完這篇文章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(yī)學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長陳志偉對記者說。

問題出在時間上。文章稱，“倫敦病人”體內(nèi)持續(xù)無HIV病毒的時間為18個月，“這個時間比較短。”陳志偉說，此前諸多病例中都存在感染者體內(nèi)持續(xù)一段時間無HIV病毒，但隨后反彈的情況，比如著名的“密西西比嬰兒”，這位感染者體內(nèi)無HIV病毒的時間長達27個月，但隨后病毒載量出現(xiàn)反彈。“雖然目前科學界對’治愈’尚無具體的時限標準，但一般而言至少要持續(xù)3年以上。”陳志偉說。此外，記者注意到，對于“治愈”的說法，文章作者也非常謹慎。文中未使用“治愈”（cure）而是“持續(xù)緩解”（remission）。

陳志偉表示，在艾滋病領域，“治愈”可分為根除性治愈和功能性治愈，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區(qū)分，易混淆。所謂的“根除性治愈”，意味著感染者體內(nèi)的艾滋病病毒被完全清除。何大一教授的雞尾酒療法（HAART）問世后，可有效控制HIV病毒復制，使感染者體內(nèi)的病毒載量維持在較低水平，艾滋病由此成為一種可控的慢性傳染性疾病，科學界也一度希冀借助這一方法終結該病的流行。

但潛伏病毒庫的發(fā)現(xiàn)打碎了這一希望。HIV基因在逆轉錄酶和整合酶的作用下整合進宿主基因，一部分被感染的細胞轉化為休眠靜止狀態(tài)，形成HIV潛伏病毒庫。由于病毒庫不表達病毒蛋白，因此可逃脫免疫系統(tǒng)的識別，不受抗病毒治療的影響，在感染者體內(nèi)長期存在。“潛伏病毒庫猶如HIV病毒的避風港，停藥后潛伏的病毒可重新激活。”陳志偉說。

目前的策略是激活潛伏病毒庫，通過喚醒處于休眠狀態(tài)的原病毒，使?jié)摬仂o止的細胞表達HIV蛋白或病毒顆粒，使其重回人體免疫系統(tǒng)的監(jiān)視視野下，進而用HAART以達到清除體內(nèi)所有HIV病毒的目的，“尋找高效、特異性的激活劑便是整個思路的關鍵點。”陳志偉說。而功能性治愈則是指在感染者體內(nèi)仍可檢測到HIV病毒核酸，但停止服藥后，患者體內(nèi)的HIV病毒控制在檢測不到的水平。

為發(fā)現(xiàn)治愈機制打下基礎

“倫敦病人”雖未治愈且并非首例，但在陳志偉看來，相較“柏林病人”，其意義同樣重大。首先，由于一直屬于孤例，“柏林病人”在科學界被認為是巧合，甚至是“撞大運”，而“倫敦病人”的出現(xiàn)則用事實擊碎了這一說法。

“因為在治療方法上，’倫敦病人’是’柏林病人’的復制品。“陳志偉說，二者都是給同時患腫瘤和HIV的病人使用CCR5△32基因純合子突變的供體進行骨髓干細胞移植，“這證明該方法是可行的，’柏林病人’的偶然性中蘊含著必然性。”

其次，通過進一步甄別二者的異同點，可從孤案的偶然性中發(fā)現(xiàn)治病機制的必然性。陳志偉介紹，“柏林病人”出現(xiàn)后，科學界一直試圖復制這一治療方法，目前全球有近30余個類似案例，但只有“倫敦病人”體內(nèi)無HIV病毒的時間持續(xù)較長，通過分析這些失敗案例與“倫敦病人”的異同，以及“倫敦病人”和“柏林病人”的異同，可進一步發(fā)現(xiàn)HIV的治愈機制。比如，“倫敦病人”和“柏林病人”都在骨髓移植后存在強烈的排異反應，該篇文章也提出，這可能是二者實現(xiàn)較長時間消除病毒的原因之一。“如何確證這個猜想是否正確，這就需要更多的個案。”陳志偉說，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從偶然走向必然的過程。

另一方面，有專家認為，該方法目前還僅限于同時罹患腫瘤和HIV的患者，即便僅針對HIV患者，由于骨髓移植后需終身服用抗排異藥物，因此，相比終身服用抗病毒藥物，這一方法“得不償失”，但陳志偉認為，雖然存在瑕疵，但在這一過程中，人類則不斷逼近艾滋病的致病機制，為最終實現(xiàn)高效便捷的治愈方法奠定基礎。